转自:腾讯新闻
4月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第十一届文学节“文学与媒介”系列活动之“作家生活与小说创作——海峡两岸作家对谈”于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以及台湾文讯杂志社和小说引力联合主办。
大陆作家孙郁、梁鸿、杨庆祥、张悦然、张楚、双雪涛、蒋方舟和来自台湾的封德屏、杨宗翰、陈雪、陈玉慧、甘耀明、童伟格、高翊峰等作家、学者,以及中国作协的梁飞、李锦琦共同参与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欢迎辞中谈到,两岸作家一直有非常良好的互动和交流,陈映真先生还曾经是人民大学的兼职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从延安鲁艺发展而来,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直都是文学院的重要传统,此次参加对谈的也都是海峡两岸重要的作家、老师,相信会给两岸交流留下更多丰富的故事。
(文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封德屏博士)
文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封德屏博士在致辞中表示,在2015年他们开始进行长篇小说大调查,挑选出优秀的台湾作家从去年开始在上海、澳门、新加波等地举办了对谈活动,大家在文学的热爱下共同交流。文讯杂志社已经成立34年,为作家、读者服务,记录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重要进程的初衷始终不变。
(台湾作家陈玉慧)
(左:大陆作家张悦然,右:梁鸿)
此次对谈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悦然老师主持,台湾作家陈玉慧首先发言。她说,自己的写作从日记开始,大学时因为爱上一个法国教授而写了两三年的情书,这其实是她追逐文学梦的开始。后来也是因为爱情,为了向德国爱人解释台湾的故事而写作了《海神家族》,文学创作让她疗愈了家族和童年的创伤,给予生活的启示和信心。接下来,张楚谈论了自己从国税局公务员到专业作家的转变过程,在他看来自己与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学还是存在着相当的隔膜与疏离,从自己的阅读经验来看还是更喜欢纯文学和传统小说的创作。他提到自己很喜欢日常生活的诗性,单纯没有意义的诗性会让他对生活更有期待,所以他也会继续写出自己的光暗和血泪组成的完整世界。随后,陈雪谈到自己终其一生在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桥上的孩子》就是她用自己的腔调在诉说这个世界,她坦言自己非常珍惜写作的时光,因为父母都曾豪赌,所以自己从不抽烟、不喝酒、不过夜生活,以此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某种魔性,写作让她找到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梁鸿在之后的发言中提到,写作是与生命情感相联系的,它是支撑自我生命的存在,她自己真正的创作始于2008年,当她在空虚苦闷时回到故乡,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梁庄以及觉察到自己难以进入他们生活内部的隔绝状态,一种情感和创作的冲动驱使她写下了《中国在梁庄》这一非虚构作品。之后的《出梁庄记》更是让她感觉找到了思想的原点,有种“那么多生命与自己同在的支撑感”。在谈到自己最新作品《神圣家族》时她特别强调,写作一定要防止过度的世俗化,而且虽然写作可能存在着多种蓝本,但是不能忽略背后的土地的存在,即千万不要让人物悬空。杨庆祥阐述了自己诗歌写作的经验并现场朗诵自己的新作《我已经不能享受这孤独的春夜了么?》。关于自己的创作计划,他提到一方面对作为亚洲之心的新疆非常好奇和向往,打算写一本有关新疆的书,另一方面还想写一本关于爱的书,来写人世间不同的爱。
(台湾作家:陈雪)
(左:大陆文学评论家、诗人:杨庆祥,右:大陆作家张楚)
论坛下半场由台湾淡江大学的杨宗翰老师主持,甘耀明率先发言。与陈玉慧一样,甘耀明坦诚自己的文学创作也源于爱情的触发,从开始写作到第一本书籍的出版历时十年之久,《邦查女孩》也算是一部爱情小说。现在自己也是一种“公务员写作”的方式,每天写六个小时,这也是长篇小说写作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张悦然围绕自己新近出版的长篇《茧》谈到,在写结尾部分时非常踌躇不定,因为就个人道德而言她非常想要把主人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但是从作家的立场出发又深感自己无法拯救,因为自己看到的世界就是那么绝望,帮助人物脱离困境有粉饰太平之嫌,对读者而言也是不诚恳的。之后,童伟格谈到,当代作家必须具备一种勇气,要始终相信自己写的东西是有意义的,它可以作为一种自己的阅读和时代的索引而存在,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写作其实是在提供给我们一种荒芜的自由,你可以写让自己开心的东西,这也是重要的“愚蠢”。双雪涛说,获得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是自己获得写作信心的重要来源,自己在2012年辞职专事写作后非常兴奋,写了许多中短篇,现在回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随后,有“文学暖男”之称的高翊峰提到,自己做过舞蹈老师、调酒师、杂志编辑、编剧、导演、主持人等许多工作,与陈雪的父母一样,自己也曾有过豪赌的经历,写小说时自己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是面对人生、重述自己的重要工具。最后,蒋方舟谈到自己的写作其实源于妈妈的一个谎言,就是小学毕业时若不能出版一本书,就会被抓到监狱里。后来追溯自己的写作历程发现其实那更多是一种愤懑的表达,小的时候是对成人世界的愤懑,长大之后是对社会运转出错的愤懑,当然现在也是为了与自己相似的群体的发声而写作。在她看来台湾作家是一个非常敬仰的存在,他们的读者相对有限,也没有那么热闹的内容变现途径,可以更加纯粹的面对文学史而写作。她坦诚,现在年轻的作家可以书写的现实比较匮乏,那么多光怪陆离的现实可能已经被莫言、余华等那一代作家挖完了。在题材的荒原中,如何继续写作,这可能就需要借鉴台湾作家的冷静和纯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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