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瑞典学者眼中的老北京：古老下的真实

          来源：腾讯新闻

      脚手架在中国和日本都十分常用。在日本，我曾目睹一座木塔的建造过程，这样的脚手架被搭到令人眩晕的高度。那里的传统工艺比中国保存得更好，木构建筑仍然流行，保持着纯粹的形式和坚固的结构。可惜的是，这类建筑在中国北方变得越来越少（部分原因是木材稀缺），但在一些重建的城门上还可以找到，但它们复杂的木质斗拱已经丧失了结构的作用，成为一种装饰配件。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年出版)，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的著作。不但有二百多幅老北京城墙和城门的珍贵照片，而且有测绘图，还有工程勘察记录，尽管由于专业素质所限，有的测绘图不够规范，但此书仍然是现在记录老北京城墙城门的最翔实可靠的文献，是一本至今无人超越的盖棺之作。

新建的前门城楼上所使用的斗拱系统十分庞大，至少有五铺，但似乎没有多少承载强度。斗拱的臂很细，并以一种松散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与宋朝以前粗壮坚固的斗拱相比，这种巨大的差异显示出中国建筑后期的发展趋势。前门城楼无疑是北京在20世纪中运用传统工艺重修的最重要的建筑，虽然它并不是乾隆时期以来修复的唯一大型建筑。其他的城楼、宫殿、庙宇随后也有重建，但它们的规模都远不如前门城楼。城楼面阔41米，进深21米，纵墙长36.7米，山墙宽16.5米。城楼通高42米，其中城台之上高27.3米。结构框架如常规城门，由三圈立柱与纵横的梁枋搭接而成，斗拱和檩条支撑着椽条。中间的一圈立柱仍嵌入墙体内部，而最外圈和最内圈的立柱则用方形抱柱进行了加固。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因此巨大屋顶的坡度似乎比其他城楼的和缓。必须承认的是，虽然整座城楼规模巨大，但对增强建筑效果却没有太大的作用。较小的城楼通常显得更匀称，与城墙的比例关系也更加协调。

前门建筑群中最漂亮的当属城楼两侧黄色屋顶的庙宇。东为观音庙，西为关帝庙，它们是北京许多城门和公共建筑的守护神，尤其是关帝庙更为北京人所熟知。与这座寺庙有关的历史记载和习俗是许多作家描写的对象。我只记得，皇帝在进出前门的时候，会经常在关帝庙祭拜，而这里供奉着锦袍和帽子，以纪念关公，“三界伏魔大帝”是这位伟大英雄的封号。直到今天，这座寺庙仍然被北京的富贵人家频繁造访，特别是那些家境优渥但声誉不佳的女性，来到这里，对着关公烧香磕头。寺庙庭院内有许多大石碑和参天大树，这里常有身着刺绣丝绸华服的人穿梭期间，但就在寺院外的大香炉周围，却聚着一群向正在祭拜关帝的善人们寻求恩赐的乞丐。寺庙建筑的历史应该不过百年，得到了较好的修缮，绿树包围之下，黄色的屋顶与汉白玉石碑相互映衬，完全融合在灰墙的背景之中，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

毗邻城墙的城门两侧，是位于两条铁路线旁的候车室。其建筑样式十分传统，带有拱券式的大屋顶和开放的柱廊，将城楼与突兀的西式火车站联系起来。它们之间的开放空间——过去瓮城内的区域——十分荒凉，路两边拉着铁链，两只孤独的石狮彼此遥望，新生的树木显得萎靡不振。广场上唯一活动的生命是一些邋遢的乞丐和游手好闲的流浪汉，栏杆恰好将他们与汽车和人力车隔开，于是他们便在通道中间长住下来。箭楼城台下深邃的券门如今已没有人从中穿过，于是这里就成了乞丐们遮风避雨的场所，而城门外繁忙的商业街则恰好为他们带来行乞的机会。在我所看到的北京城的乞丐和流浪汉中，这里是最丑陋肮脏的，而这就是前门古老门洞之下最真实的情形。

箭楼以南的区域是北京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狭窄肮脏的护城河并没有太大的水量，一座很宽的石桥横跨其上，形成一个方形的开放空间。它被铁链和石墩划分为四条通道，分别向南、东和西三面延伸，到达外城最重要的商业区。站在箭楼上俯瞰前门大街，北京城中最美丽有趣的景象便尽收眼底，婆娑的垂柳和古老的木牌楼形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这里的交通忙碌而繁杂：手推车、人力车、骡子和骆驼商队，与汽车和自行车混杂在一起——古老的秩序正逐渐被嘈杂和机械化的时代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