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光明日报
江苏省镇江市社区科普体验馆。石玉成摄/光明图片
从疫情开始,北京市西城区小学四年级学生林彤的课外培训从线下走到线上,虽几经周折,但她和妈妈李莉都坚持了下来。中途,她的培训班老师面临工作调动,她和妈妈依然选择跟随这位老师继续补课。
今天,教育培训市场的火热已经无需赘述,它催生了新的热词如“海淀黄庄”,它带来了新的职业如“一对一私教”“上门私教”等。甚至,它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现代家庭的生活方式,家长、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培训班搞得支离破碎。
尽管经过多次治理整顿,还经历了疫情的低谷,但整体的培训市场依然火爆,我们不禁追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师:“他们不过是14、15岁的青少年,这个强度有点太大了”
3月30日,记者随机选择了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级,和班主任吕老师一起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班级共有42名学生,完全不上补习班的只有3人,有5位同学只上了艺术类培训班,34位同学选择了艺术、学业兼顾,其中,甚至有12名同学每周要上5天培训班,剩余的同学每周补习时间3-5天不等。对于这个数字,吕老师坦言“并没有想到”,“以前知道同学们课外忙,但没想到忙到这个程度。特别这12名每周上培训班5天的同学,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坚持下来的,他们不过是14、15岁的青少年,这个强度有点太大了。”吕老师说。
记者就幼升小、小升初的关键年龄节点,选择了一些家长,询问在他们眼中课外培训班的意义所在。北京市东城区6岁男孩家长张英杰告诉记者,课外培训带给他的是安全感。“我和妻子都已经毕业十几年了,对学校知识虽然还记得,但已经不系统了。一道题出来,我不能给孩子明确讲清楚原理,所以感觉辅导不好孩子。”于是张英杰选择了培训班,“我觉得培训班的意义不在于学会了多少,而是知识体系更系统,不会像我之前给孩子讲知识,东抓一点、西抓一点,抓不住重点。”张英杰说。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竹西社区儿童在周末“第二课堂”公益托管班学习体验排箫吹奏技法。
北京市朝阳区六年级学生家长刘盈同样向记者强调了“安全感”这个词。她认为,培训班给她带来更多的是安心,“培训班里的孩子大多数成绩都差不多,大家聚在一起,老师会帮我们想着什么时候要买什么习题,什么时候该考哪个考试等等,小升初哪项成绩不理想老师也会提醒,我们只要踏实地跟着上就行。这种‘团队’的感觉是我们坚持上培训班的原因。”刘盈说。
北京市海淀区小学二年级家长海燕告诉记者,她为孩子选择培训班是为了让孩子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此前我们报的是线下班,后来我发现,孩子学得快,忘得也快,一星期一两节课,有的知识点刚学完下次再上课又忘了,后来我发现有一种培训机构是每天都上30分钟,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了,这样孩子记得牢,不容易忘。而且碎片化的时间用起来之后,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就少了。”海燕说。
在和家长的座谈中记者发现,这些家长的观点代表了大部分家长的心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但此前的一项调查也显示,88.6%的家长坦言过度“帮助孩子学习”。“我知道我为孩子考虑学习的多,考虑休闲娱乐的方面少了一些,但是每个阶段都有最主要的事情,我想,学习就是我孩子儿童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张英杰告诉记者。
家长:“钱如流水般花出去,成绩真的眼看着进步”
培训班热甚至催生了新的职业,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研究员董圣足告诉记者,现在的新兴职业——“一对一上门私教”就是新生产物。
北京市东城区明城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们在上舞蹈课。
北京市西城区五年级学生家长张冰告诉记者,她每周就为儿子请了一位英语私教,专章讲解新概念英语第二册,每次两个小时,每小时400元。“钱虽然如流水般花出去了,但是可喜的是,孩子的英语真的眼看着进步。”
同时,由于培训班的乱象丛生,针对这个行业的治理整顿一直没有停步。寒假后,不少培训班没有线下复课,“上门私教没有这个风险,我们之间没有机构的关联,都是熟人推荐,关系相对私人,所以上课一直不受影响。”张冰说。
这次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针对培训班提前学等问题提出提案议案,希望学校能增加学生在校时间,解决“课后三点半”的问题。会后,不少中小学校都针对此作出自己的改革。
北京市西城区一所小学近日推出了课后托管班服务,家长们可以自由为孩子报名,接孩子放学的时间从下午的3点20延长到5点30。
这个政策能否得到家长的青睐?
记者走进了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个班级实地调查,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班级41名学生,报课后托管服务的只有2人。对于这个结果,班主任吴老师坦言“有点意外”。
班级学生家长李女士道出了端倪:“课后托管只是带着写作业,孩子在哪写都行,不讲题,不复习,感觉浪费时间。”
家长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课后服务?“有效率的,能提高的,什么课都行。可以是主课,也可以是艺术,甚至打打球跑跑步都是好的,在教室里坐着没有必要。”李女士告诉记者。
专家:“下定决心在教育评价这个指挥棒上动真格”
家长的观念,正是老师们忧心的地方。吴老师说:“向每一分钟要效率,这是家长教育观念的误区。”吴老师希望,青少年的成长除了知识,有一定的“留白时间”。
这个观点得到前文中初中班主任吕老师的赞同,增加在校时间能否让课外补习机构的不合理需求得到遏制?吕老师告诉记者,“我只希望孩子能休息一会儿。不要增加学校时长了,也不要增加补习班课程了,他们太累了。”
培训市场为何如此难以撼动?董圣足认为,应该从需求本身入手。“延迟中小学校内课后辅导(照看)时间,尽可能保持学生放学与家长下班时间同步,是教育行政部门及广大中小学学校响应党和政府号召,着力解决课后三点半家长接孩子难题的一大惠民措施,肯定有利于缓解相当一部分学生家长因为无法接送而被迫让自己的孩子下课后去校外培训机构的压力。同时,也要清醒看到,适当增加学生在校时间,提供校内课后辅导服务而且主要是开展素质类或实践性的课后服务,对于那些在课业上具有‘补差培优’刚性需求的学生及家长而言,并不是不可替代的,他们仍然可能会选择去那些对‘提分’有实质性帮助的机构。”
而需求的本身是什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家长学生的需求背后依然是“唯分数论”的导向。“教育评价的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家长的焦虑就难以消解。”储朝晖说。
吕老师认为,教育评价和在校时长,一个是隐性问题,一个是显性问题。“标本兼治,至少我们的步子已经迈开了。”
董圣足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深化评价制度改革,其根本目的就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就中小学教育而言,长期以来受中高考主要‘以分取人’的筛选机制的主导和推动,不仅家长在孩子教育问题上‘分分计较’,而且学校在日常教学中也是‘唯分是从’,加上教育资源配置在区域、城乡、校际客观上存在差异,为了不使自家(自校)的孩子(学生)输在中高考的起跑线上,在学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长与学校教师之间几乎都很默契地达成了某种共识——让孩子(学生)到培训机构去补差培优,以提高应试分数、赢得竞争胜利。”董圣足说。
“令人欣喜的是,中央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下定决心在教育评价这个指挥棒上动真格。未来一个时期,教育评价制度改革还应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并交互深化。关键是,要全面构建起能够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从根本上改变相对固化的试题形式,有效增强试题的开放性,切实减少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同时,加快完善初、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建设和使用办法,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模式。唯有如此,以育分为导向的校外培训热才能得以彻底降温。”董圣足说。
截至记者发稿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教育部已把这项工作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系统治理、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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